朋黨的興起，始于漢元帝時期，這種不良風氣的影響流傳千年都沒有斷絕。士人們追求朋黨帶來的虛名，卻遭受了實際的災禍，國家也因此衰敗，實在是令人悲哀！蕭望之、周堪、張猛、劉更生，原本都是一心想要做君子的人。他們攻擊史高、弘恭、石顯這些人，想要輔佐君主走上正道，這本是君子應(yīng)有的做法。然而，君子難道僅僅是遵循正道就能戰(zhàn)勝天下的邪惡勢力嗎？君子用來匡正君主、安定國家的，是自己堅定不移的操守，無論生死貴賤，都能堅守正道。他們可以做常人不敢做的事，能讓眾人的議論達成共識，而且不會依靠他人的援助。至于舉薦賢能之士來保衛(wèi)君主，把善政推廣到天下，舉薦賢才的權(quán)力在自己手中，但一切舉措都要歸功于君主。并且，一定要等到自身地位穩(wěn)固、各方關(guān)系穩(wěn)定之后，而不是在局勢危急、充滿疑慮的時候匆忙行事。即便如此，還要避開邀功的嫌疑，讓賢能的士大夫感受到是君主賞識他們，從而努力想著報答君主的知遇之恩。等到自身安穩(wěn)、關(guān)系穩(wěn)定、大道得以施行，小人被疏遠之后，賢能之士自然會憑借自身的才能脫穎而出，而品行不端的人也不敢巧言令色來謀取官職。這樣的人，對自己而言是君子，對國家來說是大臣，他們依靠的就是這樣的道理。
??如今蕭望之、周堪二人，奉先帝遺詔執(zhí)掌國家大政，輔佐性格柔弱的漢元帝，才僅僅一年而已。漢元帝只是表面上仰慕他們，實際上并不了解他們。如果蕭、周二位真的把抑制小人、清理朝政作為長遠的謀劃，自己承擔起責任，就算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，又有誰敢不敬畏呢？然而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并非如此。鄭朋想要依附他們，蕭望之接納了他，周堪也聽之任之，華龍聽說后也想前來依附。還有楊興、諸葛豐這些人，都眼巴巴地想要攀附他們。由此想來，這幾個人必定是用朝廷的祿位來吸引那些急于進取、喜歡生事的人，指望他們提供援助，幫自己申訴冤屈來攻擊弘恭、石顯。身為大臣，國家大事還沒有決斷，卻借助那些輕浮淺薄之人的力量，這些人或被激怒或背叛，最終釀成了無法化解的災禍。唉！這四個人如果真的能為報答君主而不惜犧牲生命，獨立自主、無所畏懼，又何必借助這些只會隨聲附和的小人呢？用利益吸引別人來依附，有利可圖時他們就順從，一旦有危險就會背叛，這是他們的本性。更何況這些人相互煽動，謠言四處傳播，一時間形成的氣焰，連普通百姓都會感到震驚，更何況是孤立無援、身處小人包圍之中的柔弱君主呢！
??所以，朋黨的興起，必然會有品行惡劣的人來依附，從而給小人留下攻擊的把柄。如果身為君子，遠離賞賜爵位的權(quán)力，不留下結(jié)黨營私的痕跡，不貪圖巧言令色之人的擁戴，不借助新晉升的人去攻擊排擠他人，讓小人找不到自己的把柄，獨自承擔責任，那么那些品行惡劣的人又怎么能利用他們呢？狄仁杰能夠憑借自身力量遏制武氏家族的囂張氣焰，李沆始終沒有受到梅詢、曾致堯的迷惑，大臣就應(yīng)該像他們這樣行事。如果蕭望之等四人能做到這樣，漢元帝雖然柔弱，弘恭、石顯雖然專橫，又怎么會引發(fā)激烈沖突，讓漢宣帝開創(chuàng)的大業(yè)在一朝之間毀于一旦呢？
??申屠嘉為難鄧通，只是讓他有所收斂；韓魏公驅(qū)逐宦官，也只是將其趕走而已，他們何曾借助那些心懷不軌的人作為自己的羽翼呢？司馬光任用蘇軾、蘇轍兄弟來抑制王安石，結(jié)果秦觀、張耒這些品行不端的人也趁機攀附，玷污了清流的名聲，所以司馬光最終被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人排擠。楊漣、左光斗廣泛結(jié)交諫官來對抗魏忠賢，而汪文言這個無賴憑借捐錢買官的身份混入其中，最終招來災禍。那些輕浮淺薄的人，一旦得到君子的接納，就會借著酒興狂放高歌、堵伯嬉戲，與君子的高雅風范格格不入，他們的氣息污濁，氣焰囂張。君子難道能不提前警惕這些人嗎？
??漢元帝下詔以四項標準來選拔士人，并以此來評定郎官的優(yōu)劣，這四項標準分別是：質(zhì)樸、敦厚、遜讓、有行。這大概是柔弱的君主和奸佞的臣子，為了懲治蕭望之、周堪、張猛、劉更生這些剛正不阿的人，想用柔和、怠惰的風氣來消磨天下人的氣節(jié)。從那以后，漢朝就再沒有剛正的士人了，最終整個國家都被拱手讓人，而他們還自詡為因為推行敦厚樸讓的風氣而獲得了福氣。漢宣帝曾說：“擾亂我國家的，必定是太子?！彼脑捁粦?yīng)驗了。
??即便如此，這種情況也是有原因的。事物發(fā)展到極端就會走向反面，這是必然的趨勢。漢文帝、漢景帝、漢武帝、漢昭帝時期，賢能之人和品行不端的人同時被任用，但質(zhì)樸的風氣還沒有消失，君子沒有顯赫的名聲，小人的惡行也不那么容易被察覺。像汲黯那樣氣節(jié)高傲，賈誼那樣聲名遠揚，君主很看重他們的才能，卻始終沒有讓他們得到重用。至于那些故意展示風采來獲取君主賞識，引起天下轟動的人，比如主父偃、徐樂、終軍、東方朔，以及那些推行嚴刑峻法、聚斂財富的臣子，都是被任用不久就被拋棄。到了漢宣帝時期，他急切地追求國家大治，崇尚法令條文，天下人都紛紛效仿。于是，那些沽名釣譽、故作正直的人，故意做出別人做不到的事來標榜自己，他們的氣焰足以凌駕于君主之上，君主也厭惡他們的苛刻。不僅僅是皇親國戚和宦官痛恨他們，其他人也對他們不滿。魏相憑借這種風氣滅掉了霍氏家族，蕭望之借此抓住丙吉的短處，張敞用它來攻擊黃霸的隱私。當這種風氣發(fā)展到極端，就會走向反面，人們開始相互迎合，天下人反而覺得這樣更容易相處，更何況是君主和外戚、宦官呢？
??事物的屈伸變化是相互交替的；人情的真假變化，也是一虛一盈。所以君主駕馭天下的人才，不能輕易讓別人看出自己的好惡，而要秉持公正的原則，這確實需要謹慎對待。既要擔心不良風氣的蔓延，更要警惕它走向反面帶來的危害。
??趙充國采取穩(wěn)重的策略打敗了羌人，功勞無人能及。但二十多年后，羌人再次反叛，所以我說，想要延續(xù)他的成功很難。在趙充國時期，那些求戰(zhàn)不得、只能坐守困局的羌人，灰心喪氣，不敢再與漢朝對抗，就這樣過了二十年，他們都已衰老。后來崛起的羌人年輕人，沒有親身遭受過挫折打壓，他們會說：“漢朝只能防守，對我們沒有什么辦法。前輩們沒能打敗漢朝，還受了困，我們有別的辦法制服漢朝，讓漢朝陷入困境。”假如趙充國還未年老，天子始終把西部的事務(wù)交給他處理，在羌人遭受挫折之后，也必然會派出精銳的軍隊繼續(xù)作戰(zhàn)，可辛武賢之流卻做不到。他們在外面嫉妒趙充國的功勞，在朝廷內(nèi)部實際上卻暗自慶幸，借此偷安。所以馮奉世說：“防守和作戰(zhàn)的準備，長期荒廢，不加整頓，夷狄因此輕視邊疆的官吏。彡姐（xiǎn zǔ）羌人驕橫狂妄，突然起兵反叛，實在是有原因的?！痹谶@種情況下，馮奉世果斷決定進軍討伐，他的功勞不可磨滅；韋玄成、鄭弘的見識淺薄、固執(zhí)己見，他們的罪過也無法掩蓋。
??羌人剛叛亂的時候，采取穩(wěn)重的策略圍困他們，讓他們自行衰敗，這是萬無一失的辦法。但過了這個階段，彡姐羌人接連叛亂，他們和之前的先零羌人不一樣了。漢朝與羌人交戰(zhàn)，有勝有敗，難免會產(chǎn)生畏懼心理。就像快要燃盡的燈芯，突然燃起一陣狂焰，但燈油卻供應(yīng)不上，羌人打了勝仗就前進，打了敗仗就投降，沿襲先零羌人的做法，并沒有拼死作戰(zhàn)的決心，所以他們必定要被剿滅，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了。因此馮奉世果斷決定大規(guī)模進軍，集結(jié)六萬人馬，在羌人剛起兵時就發(fā)起進攻，他的策略與趙充國雖然不同，但都取得了成功。馮奉世不能效仿趙充國的防守策略，趙充國也不能采用馮奉世的進攻策略，根據(jù)不同的時機、估量敵人的情況，靈活地運用策略，這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。
??羌人居住的地區(qū)橫跨黃河、湟水（今甘肅、青海一帶），南面連接著秦地（今陜西一帶）、隴地（今甘肅東部），對長安來說，就像手肘和腋窩一樣重要；羌人雖然力量弱小，但如果對他們過于寬容，他們就會變得強大；他們的部落雖然分散，但如果讓他們聯(lián)合起來，就會形成強大的勢力。如果讓他們的野心得逞，后果將不止像唐朝的回紇、宋朝的元昊那樣簡單。到了東漢時期，幸好都城在洛陽（今河南洛陽）；要是都城還在長安，那些平庸的大臣要是聽從韋玄成、鄭弘的建議，懦弱無能，只會招來羞辱，羌人就會逼近京城，卻沒人能懲治他們，漢朝恐怕就要亡于羌人之手了！馮奉世在羌人叛亂初期就予以打擊，張奐、段颎（jiǒng）在后來將其徹底消滅，羌人才沒有成為漢朝心腹大患。此后，即使像姚弋仲那樣的梟雄，要是沒有趕上劉淵、石勒起兵反晉的時機，也不敢輕易反叛。一直到現(xiàn)在的兩千年里，秦地、隴地、黃河、岷山、階州（今甘肅隴南一帶）、文州（今甘肅文縣一帶）之間，地勢險要，雖然沒有嚴密的防御設(shè)施，但也平安無事，這都得益于兩漢時期的深謀遠慮啊。馮奉世首先提出大規(guī)模討伐羌人的建議，秉承了趙充國的意圖并靈活變通，百姓至今還受其恩澤，這可不是韋玄成等人那種只圖一時安逸的人能理解的。
??貢禹、匡衡的言論，不純正的地方很少。貢禹說：“上天降生圣人，是為了萬民，而不是讓圣人自己享樂的。”匡衡說：“天和人之間，精氣相互感應(yīng)，善惡相互影響，應(yīng)該減少奢靡之風，考察各項制度，親近忠誠正直的人，遠離奸佞之人，以崇尚至高無上的仁愛?！彼€說：“聰明通達的人，要警惕過于明察；見識短淺的人，要警惕被蒙蔽；勇猛剛強的人，要警惕過于殘暴；仁愛溫良的人，要警惕沒有決斷力；沉著冷靜的人，要警惕錯失時機；心胸寬廣的人，要警惕疏忽大意?！庇终f：“婚姻的禮儀端正了，萬物才能順遂生長，天命才能正常運行。孔子談?wù)摗对娊?jīng)》以《關(guān)雎》開篇，這是綱紀的首要內(nèi)容，是王道教化的開端?！边€說：“圣人的一舉一動、游樂休息，都能讓身邊的事物各安其序。”還說：“奸佞狡猾之人，會根據(jù)時機行動，圣人要謹慎防范，在壞事還沒有發(fā)生時就加以禁止，不能因為個人的恩情而損害公義?！边€說：“整治好家庭，天下就能安定?！弊x他們的文章，品味其中的含義，能想象到他們的學識，這可不是公孫弘、兒寬那種抄襲前人言論卻沒有自己見解的人能比得上的；也不是韋玄成、薛廣德那種選擇學習卻不夠精深的人可以相提并論的。
??有人認為漢元帝性格柔弱、優(yōu)柔寡斷，貢禹和匡衡卻沒有對此進諫，只是順著漢元帝的長處，不斷地用恭謹節(jié)儉來鼓勵他，這是貢禹和匡衡的罪過，這種說法太過分了。漢元帝之所以猶豫不決，是因為他內(nèi)心不清凈，對事情的細節(jié)不夠謹慎，心中沒有主見。所以他所謂的恭謹節(jié)儉，也只是徒有其名，沒有實際行動。天子尊貴富有，即使再怎么節(jié)省，能讓他沉迷其中、消磨意志的事物還是很多。在他閑暇游樂的時候，史高、石顯難道沒有引導他奢侈享樂嗎？只是沒有太過分罷了。不然的話，漢元帝既然知道他們奸邪，為什么不趕走他們呢？由此說來，如果沒有貢禹、匡衡依據(jù)《詩經(jīng)》《禮記》的精要大義來糾正他，防止他走向邪路，憑借漢元帝的柔弱性格，再加上驕縱淫逸，又怎么能保證十六年的國內(nèi)安寧，沒有盜賊侵擾，還能在對外事務(wù)上取得收服遠方的功績呢？
??君子用自己的學識來侍奉君主，這和那些因時事不公而激烈進諫的臣子不同。以進諫為職責的人，攻擊時弊，卻不顧及糾正偏差時可能出現(xiàn)的過度行為。而用學識侍奉君主的人，用中正的常理來規(guī)勸君主，這樣可以從根本上糾正問題，讓君主明白道理，還能糾正君主性格或行為上的偏失；君主即使沒有領(lǐng)悟，也能保證國家的大體方向不出現(xiàn)偏差。所以像孔子這樣的圣人，在教導柔弱的魯哀公時，只是用做人的道理、治國的根本原則來規(guī)勸他，不屑于提前為他防范可能出現(xiàn)的逃亡災禍?？鬃与y道不了解時事的變化嗎？他是認為只要樹立正道，那些變化帶來的問題自然會消除。而且匡衡說過：“親近忠誠正直的人，遠離奸佞之人，見識短淺的人要警惕被蒙蔽，仁愛溫良的人要警惕沒有決斷力?！边@已經(jīng)指出了漢元帝的所有缺點，只是沒有用偏激的言論來引導他采取激烈的行動。對于那些能被點醒的人，稍微提示一下他們就能明白；對于那些無法被點醒的人，就算痛哭流涕地勸說，他們也不會明白。所以君子的言論，有原則、有要點，不會違背常理；對于補救時弊的方法，貢禹和匡衡并不推崇那些極端的做法，他們大概也是在踐行君子之道吧！
??有人只看到蕭望之、周堪無罪而死，就責備漢元帝，進而責備貢禹和匡衡。然而石顯的奸惡沒有蔓延到天下，國內(nèi)太平，這其中也有儒家學者從容不迫、涵養(yǎng)風氣的功勞，這怎么能被忽視呢？漢朝中期走向衰敗，是漢成帝、漢哀帝的奢侈放縱導致的，并非漢元帝的優(yōu)柔寡斷造成的。又怎么能把張禹、孔光的罪過歸到貢禹、匡衡二人身上呢！
??邪說在天下傳播，必定會假托君子之道。佛教談?wù)撔男?，也是打著君子言論的旗號；道教談?wù)摰赖?，同樣如此。天下人因為這些言論看似是君子的高雅之談，就認為它們符合治國之道而深信不疑。所以對六經(jīng)的片面解讀，都足以破壞正道，焦延壽、京房對《易經(jīng)》的解讀就是這樣。
??《易經(jīng)》中乾卦和坤卦的蓍草之數(shù)是三百六十，大致相當于一年的天數(shù)，這只是取其一個方面的象征意義來說的。屯卦、蒙卦以下各卦的蓍草之數(shù)，大多是老少之數(shù)混雜，并非三百六十。一年的天數(shù)是三百六十五天多一點，并不完全和乾、坤兩卦的蓍草之數(shù)相同。圣人觀察天地萬物的變化，融會貫通，認為這些只是概括了大致的規(guī)律；就像《易經(jīng)》上下兩篇的蓍草之數(shù)是一萬一千五百二十，用來象征萬物，但實際上萬物的數(shù)量遠不止這些。所以說：“神妙的變化沒有固定的方式，《易經(jīng)》也沒有固定的體例?！薄埃ㄘ诚螅┰诹鶄€爻位之間周流變化，不能被當作固定的法則?！苯寡訅酆途┓繀s想給六十四卦的每一爻都對應(yīng)一天，沒辦法安排剩下的四卦，不得已把震卦、兌卦、坎卦、離卦放在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的位置。他們難道不明白二分二至是在六十卦之外，起著綱領(lǐng)的作用嗎？還是說他們認為二分二至這一天要由兩卦來表示，和其他卦不同呢？東方震卦、西方兌卦、南方離卦、北方坎卦，代表的是方位；二分二至代表的是時間。時間就像經(jīng)線，方位就像緯線，焦延壽和京房卻把它們弄亂了，這是為什么呢？所以焦延壽屬于占卜、看日子這類人的流派，用小技巧來推測陰陽變化的跡象，似乎不足以了解自然變化、安排國家治理。京房學習了這樣的學說，竟然還想用它來干預國家大事！
??京房的這套學說，設(shè)立固定的規(guī)則作為模式，于是就有了八宮世應(yīng)的說法。從乾卦到剝卦推演到盡頭，又沒辦法把晉卦、大有卦放在末尾。一直到現(xiàn)在，那些靠占卜謀生的卜師，還沿襲這套說法來推斷吉兇，但又說不清楚其中的道理，只是用來迷惑百姓、騙取錢財。這樣看來，焦延壽和京房，就算想推脫自己是妖妄之徒的首領(lǐng)，也推脫不掉。為什么呢？不符合自然天理的，都是妖邪之說。京房想用這套學說在天人之際與石顯、五鹿充宗爭論正邪，我沒看出妖邪之說能戰(zhàn)勝奸邪之人。奸邪之人會得罪人，妖邪之人會得罪上天，妖邪的危害更嚴重。
??有人說：“京房按照日期觀測氣象，依據(jù)卦象預測事情，他所說的與當時的得失禍福也能吻合，這是為什么呢？”回答是：石顯奸邪，導致君主德行昏聵，國家政事混亂，這是眾人都有目共睹的事實。事情既然已經(jīng)發(fā)生，事后再去尋找原因，其實未必能找到真正的緣由。當形勢已經(jīng)形成，外在表現(xiàn)也很明顯時，就說天象和數(shù)理也是如此，又怎么能分辨真假呢？所以，日月出現(xiàn)的災異現(xiàn)象，一年中發(fā)生的水旱災害，禽蟲草木出現(xiàn)的怪異情況，百姓遭受的疾病瘟疫，山川的崩塌沸騰，我們知道這些都是不祥之兆；治理國家的人不能不心懷恐懼，反省自身，修身改過。但要是把這些現(xiàn)象一一細分，刻意去追究，僥幸猜中的那些妖人，就會借此獲取顯耀的名聲、豐厚的利益，進而迷惑天下人。這正是《王制》中所說的“借助鬼神、時日、卜筮來迷惑眾人，應(yīng)該處死”的情況，他們早就應(yīng)該受到上天的懲罰了。京房心懷這樣的學說與奸邪之臣爭斗，結(jié)果自己送了命，而奸邪勢力卻更加囂張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！為什么呢？因為他假托君子之道，歪曲圣人的教誨，假造自然的神奇變化，這三種行為都得罪了上天，是無法逃避懲罰的。
??京房的考課之法，迂腐荒謬，根本無法施行；即使偶爾試行取得了一點效果，從根本上來說，它也是不可行的。為什么呢？法律，不是針對某一時刻、某一個人、某一個地方制定的。京房說：“末世的君主根據(jù)他人的毀謗或贊譽來選拔人才，所以功業(yè)荒廢，還引發(fā)了災異現(xiàn)象?！睔еr和贊譽確實有很多不恰當?shù)牡胤剑欢煜逻€是存在著公正的輿論。即使再違背人的本性，也沒人會說堯殘暴而盜跖仁義。舍棄公正的輿論，完全以功業(yè)來衡量人，這是申不害、韓非的淺陋之術(shù)，再加上這種方法過于刻板，品行不端的人就會粉飾政績來掩蓋自己的貪婪和無能；要是達不到要求，就會鞭策下級官吏、壓迫百姓，來滿足考核的期限要求。如此一來，災禍不在上天，怪異不在事物，而百姓卻已窮困潦倒，國家也走向衰敗了。
??時代先后不同，文章和質(zhì)樸相互補充，相輔相成。就像一個人，年少和年老時的狀態(tài)不同，更何況是天下這么大的范圍呢？人的性格有剛?cè)嶂?，能力不足的人不能強迫他變強，能力有余的人也不能強行削減他的才能，清廉和擔當各有合適的位置，要是想強求一律，只會讓各方都陷入困境。南方和北方地域不同，如果讓南方人承擔北方的勞役，南方人身體柔弱，可能會累死；讓北方土地承擔南方的賦稅，北方土地貧瘠，就會被壓榨殆盡；用南方的文化標準要求北方的士人，學校里就會整天忙于體罰學生；讓南方的士兵承擔北方的軍事任務(wù)，邊疆就無法挽救危亡。這其中有時看似有所損失，實際上卻能有所增益；看似有所減損，實際上卻能有所保全；看似簡略，實際上卻能完備，一切都取決于為官者的居心是仁愛還是殘暴，對國家的憂慮是真誠還是虛偽。而只考核官員的一切表面政績，這就是王莽擾亂天下的做法，京房其實是開了這個壞頭。私塾老師教導童子有固定的功課，結(jié)果童子變得更加愚笨；農(nóng)夫駕馭耕牛有固定的行程，結(jié)果耕牛累垮了。把四海九州內(nèi)或剛強智慧、或柔和溫順的人都束縛在京房一人的想法里，就像截斷鶴的長腿去接野鴨的短腿一樣荒謬，這樣做國家不滅亡還等什么呢？
??京房的這套方法，憑借一點小聰明設(shè)立固定的象數(shù)模式，天地的變化都被他的理論分割得支離破碎，圣人的教誨也被他肆意篡改。大道是圓融的，而京房的理論卻刻板僵化，這是導致天下大亂的學說，是對五行和天地的褻瀆。鄭弘、周堪卻認為他的學說不錯，漢元帝還想嘗試推行，大概是京房那些拼湊、羅列的言辭迷惑了他們。把天地萬物、古今的王道霸業(yè)、學術(shù)和治理國家的功績，隨意地截取、拼湊，就像下棋的棋局、廚師擺放的菜肴一樣整齊劃分，這就是我聽到邵子的言論時感到疑惑的原因，更何況是京房的學說呢！
??漢朝的滅亡，不能歸咎于漢元帝。漢元帝性格懦弱，優(yōu)柔寡斷，但這并沒有給天下帶來太大的傷害。石顯也只是對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施展奸計，他的惡行沒有波及到百姓，國家的元氣還沒有被嚴重損傷。所以說，漢朝滅亡不是漢元帝的過錯。王氏是漢元帝皇后的家族，王鳳擔任大將軍并錄尚書事，這成為了王莽篡漢弒君的開端。然而，并非漢元帝寵愛皇后的家族，早早地重用他們，漢元帝駕崩后，漢成帝才把大權(quán)交給王鳳，而且漢元帝并沒有留下這樣的遺命。所以說，這不是漢元帝的過錯。即便如此，追根溯源，這難道不是漢元帝那些隱藏的過錯引發(fā)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嗎？漢元帝因為漢成帝沉迷于宴飲作樂，認為他無法勝任皇位，想要改立山陽王，這說明他很早就有先見之明。慎重地更換太子，聽到史丹的勸諫后就放棄了這個想法，這也是正確的做法。但是，漢元帝明知漢成帝無法承擔重任，卻不挑選賢能的大臣來輔佐他，因為寵愛傅昭儀，在改立太子的事情上猶豫不決，等到身患重病時，更是慌亂不定。聽到史丹的勸諫后，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卻只是說要好好輔佐之類的話，沒有明確的托孤遺命，任由太后和年幼的皇帝自己去尋求親信，結(jié)果王鳳得以掌權(quán)。
??漢成帝在做太子的時候，因為被漢元帝厭惡，處境非常危險，在被廢黜的邊緣搖搖欲墜了將近十年。匡衡、史丹也只是用大義來規(guī)勸漢元帝，并非與漢成帝是心腹之交。真正暗中擔憂、私下商議對策的，只有王鳳。漢元帝皇后的恩寵逐漸減少，擔心災禍降臨，與她暗中謀劃的，也只有王鳳兄弟。人在脫離危險之后，往往會對曾經(jīng)一起患難的人深信不疑，并且給予深厚的依靠。所以漢成帝一即位，環(huán)顧朝堂，覺得沒有比王鳳更親近自己的人了，哪里還會擔心日后王鳳會篡奪自己的權(quán)力呢？唉！由此可以看出叔孫舍不獎賞個人的功勞，從而除掉豎牛的做法，實在是高明得讓人難以企及。
??天子之位，是上天賦予的；君主，是眾人歸附的對象。作為主持祭祀、繼承大統(tǒng)的長子，承受著祖宗的恩澤，皇位既不是竊取的，也不是搶奪來的，這是天命和人心都無法違背的。然而，那些人相互吹捧、相互憐惜，為了私利過度謀劃，把上天的功勞據(jù)為己有，這樣的人又怎么值得被任用、讓人念念不忘地擁戴呢？唐玄宗明知張說奸邪，卻因為他在自己還是太子時的恩情而不疏遠他，結(jié)果導致張均、張垍發(fā)動叛亂；更何況像楊復恭那樣把皇帝當作自己門生的家奴呢？唉！如果不是那些搶奪功勞、擅權(quán)專政的小人，誰敢把皇位的歸屬當作自己的功績呢？趙汝愚不想接受擁立宋寧宗的獎賞，他的做法值得效法，但還沒有完全擺脫邀功的嫌疑；丙吉在獄中保護漢宣帝，卻始終不表白自己的功勞，所以他能夠輔佐天子，成就中興大業(yè)。那么，漢文帝拒絕周勃的私下請托，明世宗罷免新都侯（指張居正）的權(quán)力，不能被認為是苛刻無情；而漢成帝碌碌無為，又哪里能明白這些道理呢！漢元帝沒有在臨終前囑托史丹，才讓王鳳有機會憑借個人的功勞迷惑平庸的君主，這大概也是他偏愛山陽王，卻又倉促行事而帶來的過錯吧！所以說，那些隱藏的過錯，會引發(fā)意想不到的后果。